黑手機席卷海外 利潤是國內三到四倍

　　小老板陳琛(化名)最近神清氣爽，他的出口生意正日漸紅火。

　　上個月他接了一筆生意，給非洲的一個小國提供兩萬部手機，一下子賺了六七十萬元。陳琛對此心滿意足——那是一款低端手機，若在國內賣一部最多掙個十塊錢，而賣到非洲卻一部賺了30塊。

　　陳琛是深圳一家手機組裝廠的老板，像他這樣“作坊式”的大大小小的手機加工廠密布珠三角。按照業內流傳的說法是，僅深圳寶安、龍崗一帶就“不下千家”。

　　和很多同行一樣，陳琛生產的手機背負著“黑手機”的名分。就在2007年10月，隨著國家取消手機生產核準制，“黑手機”終于得以“正名”，但生存狀態卻越來越差。“大約在2007年下半年，國內‘黑手機’市場開始飽和。”陳琛說，從那時開始，在國內平均每做五款機型，只有一款能盈利。

　　隨著2008年原材料和人力成本的增加，黑手機的利潤一再壓縮。記者了解到，目前國內“黑手機”單機利潤平均被壓縮了60%—80%，不少手機單部利潤只有10元錢，最低甚至只有5元，這讓陳琛覺得日子沒法過。

　　2007年10月的一天，陳琛做出了從業以來首次重要的戰略轉型——轉戰海外市場。如今陳琛每月的出口量大約為1

0萬部，他告訴記者這在業內只算得上中等，深圳像他這樣轉戰海外的黑手機還有很多，最大的出口量每月可達30萬部。

　　4月19日，在廣交會波導手機的展柜前，這家號稱中國最大國產手機出口商的一位國際業務部人士向記者透露：“從2007年下半年開始，國內‘黑手機’出口量陡增，尤其在東南亞、印度、非洲等市場，可謂遍地開花。”

　　原本在國內市場遭“黑手機”擠壓而被迫出海謀生的國產品牌廠商們，現今在海外市場再度與老“冤家”狹路相逢。“國內市場的慘烈歷歷在目，我們的壓力是空前的。”上述人士唉聲嘆氣。

　　“黑手機”出口路徑

　　陳琛的首筆海外生意來自一家印度的經銷商。

　　“印度市場對于廉價的低端手機需求很大，這正是我們的優勢所在。” 陳告訴記者，很多在海外做“黑手機”貿易的都是華人，他的第一個客戶就是一位浙江老板，在印度做貿易多年，當地渠道甚廣，“第一單雙方都做得很謹慎，就1萬多部。”

　　陳表示，1萬部是圈內的“起步數”，單月最多的能做到30萬部，價格分低端和高端機型，從30美元到100美元不等。陳的首筆生意，賺了大約30萬人民幣，“利潤是國內市場的三到四倍。”

　　數倍于內地市場的利潤，激發了大批中國“黑手機”的海外掘金夢。而有著大量低端廉價機型需求缺口的印度、迪拜、非洲等地，則成為“黑手機”出海的首選市場。

　　很少有買家會從內地直接進貨，而有著自由貿易港多種關稅優惠的香港，成為國內“黑手機”廠商與海外經銷商的交易中轉地，這與“水貨”手機入華途徑頗為相似。

　　記者調查獲悉，除了少量通過陸運“夾帶”外，大量的“黑手機”通過水路批量走私入港，再經香港轉運至海外的終端銷售市場。知情者透露，僅該環節就可逃避17%的關稅，這讓原本低價的“黑手機”在國際市場上更有價格優勢。

　　某國內品牌廠商的海外市場部人士向記者抱怨，在印度市場，類似的一款機型公司壓低了利潤才賣4000盧比一部，而“黑手機”在街對面叫賣3000盧比。“這讓我們很難堪，我們實在玩不過他們。”他抱怨道。

　　深圳采訪多位業內人士估算，去年中國出口海外的“黑手機”應超過3000萬部。“自有品牌的數量上，‘黑手機’的出口已超過了品牌廠商。”陳琛說。

　　而來自賽迪咨詢的一份統計顯示，去年，國產品牌手機廠商的出口量大約在4000萬部，如果刨去大量的貼牌、代工機種，自有品牌的手機出口量不足2000萬部。

　　據業內人士估計，在海外市場的利潤遠高于國內市場的現狀下，“黑手機”的出口呈現加速態勢，“今年超過1億部應該沒問題”。

　　黑”與“白”的海外火拼

　　憑借低價優勢，陳琛工廠生產的第一單手機，很快在印度市場一搶而空。而隨著經銷商渠道的逐步穩定，更多的買家希望在低價的同時，增強手機的功能性。

　　譬如在印度市場，有別于中國只有兩家移動運營商的現況，當地有多達數十家運營商從事移動通信業務，中國的“黑手機”廠商率先推出“雙卡雙待”機型，一面市就在印度備受熱捧。

　　在陳琛看來，添置這些新功能對于“黑手機”廠商來說并不費力。陳琛告訴記者，“黑手機”的生產基本是分工協作，采取上下游訂單形式協同作業，在深圳、東莞一帶已形成從手機配件、芯片、電池、刻模、組裝一條成熟的生產鏈，盡管彼此獨立，但協作極為靈活。陳琛告訴記者：“我們換個機模只需15天，而品牌廠商至少要花兩個月。”

　　相比之下，國產品牌手機似乎總在追隨“黑手機”的步伐。某國內品牌廠商人士無奈地表示，他們生產一款新機型，從立項到論證到審批，往往要花上幾個月甚至半年時間，“等你推向市場，已然是人家的淘汰機型，‘黑手機’又出新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