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道漫筆-帝王之道(二)

　　筆者在編撰《帝王學縱橫談》時，對列舉的明主昏君都曾一一作了值得借鑒的教益或必引為教訓的小結，但對“帝之道”――帝王綜合的素質、品德、智慧、才能等未作交代，藉此機會謹略作補充以續(xù)前愆。夫帝王者，一人為天，統(tǒng)領世界，唯我獨尊，機斷專行，法國啟蒙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伏爾泰曾說：“國家的繁榮昌盛僅僅系于一個人的性格，這就是君主國的命運。”我國《和名家一起淡看清朝風云》一書中也說：“帝王一個人的行為很快對整個國家產(chǎn)生影響”。故大而言之，歷朝皇帝的賢愚仁暴、國運的興衰繼絕、政治的清廉貪墨，民眾的康樂擾攘，都能給后世以鏡鑒;小而言之，個人的修養(yǎng)成長，家庭的和睦安順，處世的進退取舍，行事的施韜展略，也可從中受到啟迪。帝之道，重矣哉!

　　今人王宇編著《帝之道》，稱“成大事者必讀經(jīng)典”，書中從秦始皇到乾隆共介紹了歷史上15位帝王(包括明主昏君)的簡要生平和成敗事跡，但對“帝之道”究竟為何語焉不詳，僅曰：“讀帝王之史，方知道‘帝王之道’。這本《帝之道》，告訴你‘帝之道’”。

　　筆者另有《帝王家訓》一冊，包括了清康熙帝的《庭訓格言》、唐太宗《帝范》(或稱《帝苑》)及雍正帝的《圣諭廣訓》三位帝王的嘉言格論。《庭訓格言》乃雍正胤稹追述其父康熙在日常生活中對諸皇子的訓誡而成，共246條，包括讀書、修身、為政、待人、敬老、盡孝、馭下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細微瑣事，因是為諸子所講，所以具體、生動而真實，并無虛飾，雖非專對帝王之道而言，可“修己安人”之意隨處可見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所頒布的《圣諭十六條》言簡意賅，全文如下：“ 敦孝悌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xiāng)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 尚節(jié)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 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 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yè)以定民志; 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良善;誡匿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lián)保甲以弭盜賊;解仇忿以重身命。”作為滿清入關后的第二任皇帝康熙，以其文治武功開創(chuàng)了大清王朝的“康乾盛世”，其所頒《圣諭十六條》繼承了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為大清王朝建立了文教德化、尊賢重道、敦孝尚和、講法明禮、務本治農等經(jīng)邦治國的根本理念，它與孔子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德教化是一脈相承的。后雍正期望對《圣諭十六條》“勿徒視為條教、號令之虛文” ，因此就《圣諭十六條》逐一“尋繹其義，推衍其文，共得萬言(包括序言一篇)，名曰《圣諭廣訓》，以便廣為宣教。清朝政府為發(fā)揮其政治宣傳力量，不僅將《圣諭廣訓》頒發(fā)各地，命令官民通行講讀，除每月初一、十五朗讀該書之部分外，還要求清朝士子凡求取功名者，更需熟讀該書，無論縣考、府考或科考，其中必有默寫《圣諭廣訓》之試，并不得有絲毫差錯。《圣諭廣訓》“興行教化，作育人才”，在其后180多年間直到清末光緒、宣統(tǒng)年間，一些地方還設立宣講所，配備專職宣講員，講解《圣諭廣訓》，勸導教諭群眾。可見當時對《圣諭廣訓》的極端重視及廣泛宣傳的力度。

　　經(jīng)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化浩刼，幾乎完全切斷了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命脈，道之廢也久矣，仁義道德、知恥崇孝的禮儀之邦淪為邪行媚俗、物欲橫流的溷濁之地。為此，2006年胡錦濤提出了“八榮八恥”的“社會主義榮辱觀”，實是傳統(tǒng)美德與時代精神的結合，對于樹立健康向上的社會風氣提出了具體的標準，是思想道德建設的指導方針。事關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對青少年的培養(yǎng)，人們思想道德的提高，弘揚傳統(tǒng)文化，培育民族精神，樹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在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yè)中，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八榮八恥”與《圣諭廣訓》撇開時代體制不論而兩相比較，其在推行教育文化立國、講求法紀以德治國、提倡艱苦奮斗自強不息和追求社會和諧等方面是相通的。(待續(xù))